读书存疑有收获

来源:解放军报作者:褚振江责任编辑:张思远
2020-09-15 09:48

读书存疑有收获

■褚振江

周武王继位后,察知殷纣王的军队主力远征东夷,都城朝歌空虚,于是率兵征伐,发动了著名的“牧野之战”。这是一场伤亡惨重的战役,《尚书·武成》篇有“血流漂杵”的记载。

战国时期的孟子,披览至此,不以为然,说:“尽信《书》,则不如无《书》。吾于《武成》,取二三策而已矣。仁人无敌于天下,以至仁伐至不仁,而何其血之流杵也?”孟子认为,《尚书》中的记载未可尽信,并举出了具体实例反驳。这一论断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同。宋代理学家张载、朱熹还就此作了进一步的引申,强调“于不疑处有疑,方是进矣”“义理有疑,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”“读书无疑者,须教有疑;有疑者,却要无疑,到这里方是长进”。

作为儒家经典之一,《尚书》在孔孟时代有着至高地位。孟子这种对于权威著作保持独立思考,勇于质疑的精神难能可贵,体现出古圣先贤的治学风范。就像亚里士多德说“吾爱吾师,吾更爱真理”。

读书,既得读进去又要走出来。钱钟书在《围城》里有言:“不受教育的人,因为不识字,上人的当;受教育的人,因为识了字,上印刷品的当。”他在《管锥编》中还有一段精辟论述:“《左传》记言而实乃拟言、代言。”“如后世小说、剧本中之对话、独白也。左氏设身处地,依傍性格身份,假之喉舌,想当然耳。”“上古既无录音之具,又乏速记之方,驷不及舌,而何其口角亲切,如聆罄欬欤?或为密勿之谈,或乃心口相语,属垣烛隐,何所据依?”也许正是为此,当宋代程颐听到弟子问及“《左传》可信否”时,他答曰:“不可全信,信其可信者耳。”

读书是为了“博学”,更需要“审问、慎思、明辨”。顾颉刚先生“疑古”,一辈子致力于摧毁“三皇五帝”的上古传说。他称:“我以为一件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,当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确,何况我们这些晚辈。”

孔子死了一百多年后,孟子才有一段名言:“世衰道微,邪说暴行有作,臣弑其君者有之,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惧,作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,天子之事也。是故,孔子曰: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!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!”可是,何以之前一百多年无人提及孔子作了如此重要的《春秋》?如果孔子把 《春秋》作为教学生的教材,又何以《论语》中只字未提?孔子说:“吾犹及史之阙文也。”就是后儒孔子修《春秋》的证据。问题是,之前的历史都是“史之阙文”,与国史是两回事。《春秋》是未曾解密的国家档案,设立史官也是贵族们各种势力平衡制约的制度,所以董狐可以“直笔”,连国君、重臣都无权篡改。当时连史家都没有私人著作,孔子怎么可能堂而皇之地笔削国史?

古今中外,不存在没有经过润色的史料。傅斯年“考古”,号召大家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动手动脚找材料”,用考古发现重建古史。由于历史文本是开放的,人们每一次阅读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,由于阅读者的差异,存在着阐释的多义性。以致有人不无夸张地说:“史者,人们口上的一撇一捺也。”可见,坚持历史事件包括细节的绝对真实,“非不为也,实不能也”。而众多难被揭示的,无法被书写的隐匿着的现实,才是真正的需要去考证、去破解。

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是探寻真理和认识世界的关键。“从来如此,便对么?”鲁迅先生《狂人日记》里这句反问乃是对“批判性思维”的精妙解读。爱因斯坦说过:“教育的首要目标永远是独立思考和判断。”“批判性思维”是提出疑问、获取证据、分析推理,创造性做出有说服力解答的一种思维方式,没有怀疑就永远不会创造新的突破。人类历史上很多重大学术进展往往是在最熟视无睹的地方取得的,许多科学的结论也往往是在不断质疑和反思中形成的。

记得前几年,小学课文有一篇《长城砖》,说在太空里用肉眼看地球,能看到澳门葡京赌场官网网址的长城,很多师生对此提出了疑问。其实,从物理和光学的角度考虑,这根本无法实现。平均宽度仅10米左右、狭窄而不规则的长城,在36公里的高度就会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。而航天器的飞行高度是300至400公里,在300公里高度,地面物体只有长宽都达到500米才能在人眼中表现为一个点,从而被人看见。后来,航天员杨利伟在神舟五号上向下看,发现根本无法看到长城,教材中不得不取消了这篇课文。

当然,读书贵在存疑,这个“疑”并非因为自己主观意愿的好恶就对书籍进行批判和否定,而是对内容不明白的地方大胆探究,发现谬误也能知晓反驳的理由和证据。这是一个堪称丰盛的出版时代,传播工具的先进必然引发文本内容芜杂、伪劣与精深交织。卷帙浩繁的书本只是我们发掘历史、体验生活、感知世界的工具,识辨、扬弃、批判则至关紧要,这需要非凡的智慧和勇气,呼唤良善的动机和犀利的识见。

读书存疑,不仅是方法,更是态度。书有可疑,能信难,能疑尤难,疑而释其疑,能使不终疑则尤难。随着我们在书海过尽千帆之后,之前释疑了,新的疑问又会出现。而这,不正是书之外带来的收获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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